蒲安臣，一个做了中国外交重臣的美国人

蒲安臣，一个做了中国外交重臣的美国人

       现在总在说对外开放，也总有人说，满清的腐朽和封闭，但是，满清时期没有开放吗？这个人物故事还是有说服力的。

       他的中文名字叫蒲安臣。

        有一位大作家，我们小时候读他的小说，他是马克吐温，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当过排字工人和水手，生活的阅历使他对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幽默和讽刺是他的写作特点。他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是我们小时候的必读。

2006年，马克·吐温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

马克吐温是蒲安臣的好朋友，他对蒲安臣的评价是，“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了国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评价很高，为什么？

大清的统治者原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没有外交的概念，只有万国来朝。直到被洋枪洋炮打疼了，才在1861年成立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尝试派出考察团，接受外国驻华使馆。

在这之前，大清对世界完全不了解。他们把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叫做“夷”。

“夷”这个字写法，是“大”和“弓”。所以，汉语里面讲夷平某某地，就是用武力去征服某个地方。同时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惯用弓箭，所以“夷”就成了少数民族的一个代名词，叫“夷蛮之地”，后来，中外交流多了，外国人也被称作夷。本来也没什么，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到中国来的多了，他们有的翻译官把这个“夷”字和英语中的“野蛮人”对应起来，认为中国人是用这个字来贬低外国人。

一旦他们到了中国，就会感受到这种蔑视。

典型的案例是马嘎尔尼的访华。

英国非常重视中国这个大市场，希望打开这个市场。他们在1793年派马嘎尔尼作为特使访问中国，理由是为乾隆皇帝祝寿。

马嘎尔尼是大人物，他曾任英国驻俄公使，与俄国签订了十分有利于英国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格林纳达总督和英属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让马戛尔尼带去了给乾隆帝的一封国书：

我，乔治三世代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印度，祝中国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只有您才配治理天下万万年。

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管理的百姓也多，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不但是中国，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这些国家都心悦诚服，皇上您太操劳了。

如今全球各国都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大皇帝统治的地方，制度更加完善，所有人都心服赞美，所以我也越来越神往。皇上，今年是您的八十大寿，我向您进献贡品，盼您能体恤我们。 

好谦恭的一封信。

其实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翻译的，为了让皇上看了高兴。今天中国也有这样的翻译技巧。

实际上英国国王的用辞当然是非常严谨的，但还不至于谦逊到这种程度。正使：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是前来祝寿的，“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他不仅破例允许使团从天津上岸，而且命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接待工作，还向使团提供丰富的免费的食物供应 。

1793年6月19日，英国人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便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让英国人不快的是，刚一上岸，他们的队伍便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在中国，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都叫做“贡” 。

除了礼品改成贡品，还有一件让英国人更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清朝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礼仪之争自天津，经北京，而继续到热河。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茫然不知，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由于中英双方都不肯迁就让步，会面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英国人说马戛尔尼等人按照觐见英王的礼仪单膝跪地，未曾叩头。和珅的奏折却说，英国使臣等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因双方记载不同，已很难明其真相。但是这场礼仪之争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时候，形式是会影响内容的。

到蒲安臣使华德时候，已经过去了60年，中国也开始了变化。

和老迈的中国相比，年轻的美国正在崛起，虽然在这片新兴的土地上正在进行南北战争，但这也是新生战胜腐朽的战争，。新老的融合也给大清带来了一些活力。其中的传奇人物，是蒲安臣。

1861年3月22日，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任命不到40岁的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但是，他被奥地利政府拒绝了，理由是他同情匈牙利革命。这时候，他赴任走到了巴黎。进也不行退也不行，还是林肯总统帮他，因为在总统大选时，蒲安臣不遗余力地为林肯出力了。总统改派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6年。在这之前，没有一位美国专员或公使在华生活超过两年。

也算是因祸得福，驻华公使这个岗位无疑比驻奥地利重要，而且，他得到了扬名全世界的重要机会。

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到了1867年的11月。

蒲安臣是典型的美国精英，先后毕业于名校密歇根和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当律师，再当马萨诸塞州参议院和联邦众议员。更为重要的，他还是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因为美国大选的吸引眼球，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似乎被世界上很多人熟知了。

那时候的美国，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很有向往。美国独立后，派出两条船，一条到英国，就是他们的母国，报出生，一条到中国，希望和中国做生意。

1861年10月，蒲安臣乘“Overland”号轮船抵达当时的美国驻华使馆所在地澳门。他希望尽快赶到北京。但是，由于进入冬季，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在华南和华中逗留了半年。善于学习的他利用这半年时间熟悉了许多中国的事情，对于当时正处在太平军威胁下的宁波和上海这样一些重要口岸的形势也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他得出了应当尽可能地支持清王朝的结论。

蒲安臣到北京后，积极执行和中国的友好和“合作政策”。

他与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W.A.Bruce)、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J. F.G.Berthemy),以及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L.TH.Baluzeck)，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多次详谈。英法俄美都已通过条约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太平天国运动使列强意识到，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国比动荡分裂的中国更能让他们的既得利益得以保障。四位公使的名字都有字母“B”，简称“四B”，他们自称是“中国安全委员会”。

蒲安臣的“合作政策”有来自领导的指示。

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1862年3月6日给蒲安臣的信里说：“在不损害美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情况下，和友国交往中尤其避免帮助、鼓励、支持、煽动对清政府的叛乱。英、法在中国的大使有租界和海军的支持，不幸的是，你没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和英、法一致的，因此，除特殊原因外，你要和英、法合作。”

 西华德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保护列强之间的平等贸易权利以及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西华德相信美国道德至高点“使美国根本无需使用武力”。

蒲安臣的想法和西华德完全一致。他在1863年6月20日写给西华德一封长信道：“在保证美国条约权利的情况下，美国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

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是遇到各种障碍还是各方指责，亦或是霸凌中国的诱惑，蒲安臣的态度始终如一。

当然，除了领导的指示，还有蒲安臣自己的思想基础。

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5月22日，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布鲁克斯 （Preston Brooks)用手杖把参议员萨姆纳(Charles Sumner)打成重伤。原因是三天前，萨姆纳声讨南方蓄奴主义者在堪萨斯制造的暴乱，尖锐地谴责了布鲁克斯的堂兄，参议员巴特勒（Andrew Butler）。三天后，在参议院大厅内，布鲁克斯就把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手杖打成两截。布鲁克斯并没有因为此举受到众议院谴责，俨然成了南方蓄奴主义者的英雄。蒲安臣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痛骂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旋即向蒲安臣下了决斗战书。蒲安臣马上应战，选择使用步枪，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一侧与之决斗，以避开美国禁止决斗的法律。布鲁克斯没料到蒲安臣会欣然同意，又得知他是出了名的神抢手。结果布鲁克斯没敢去决斗，不战而退。经由此事，蒲安臣名声大振成为废奴主义者的英雄。为了纪念蒲安臣废奴的努力，堪萨斯把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以蒲安臣命名。

这种道德责任感，在蒲安臣身上表现很明显，所以，他反感以强欺弱，用武力使中国让步，加之列强各国都对战争产生疲态，所以，合作政策实施得很顺利。蒲安臣做了好几件让清政府留下好印象的事情。

比如，1862年夏，清朝和法国发生外交摩擦，清廷重臣文祥请蒲安臣推荐一部在当时西方国家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 蒲安臣提到了惠顿著的《万国公法》。当蒲安臣得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M.P. Matin)正在翻译这本书时，就把丁韪良和他的译稿介绍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同意协助编译并拨付500两白银资助出版，恭亲王还派出了4名精通中文的章京协助润色文稿。1864年春，普鲁士在中国海域扣留丹麦商船，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认为 “外国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中国之权, 于中国大有关系”。因为它不但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从而有理有据地把这场外交纠纷顺利解决。这件事让清政府意识到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性。很快此书就在1864年冬，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丁韪良在《万国公法》的英文题献中写下了蒲安臣的名字。

再比如，1862年1月清政府从英国购买来的6艘军舰、2艘供应船，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1863年舰队到了天津却成了英国人李泰国的私有舰队，根本不听清政府的指挥。李泰国的父亲是英国第一任驻广州总领事，他十岁就被父亲带到了中国，成为中国通，担任了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

李泰国有野心，他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和舰队司令阿斯本签订的合同。按照这个合同，这支阿斯本舰队成了英国控制中国兵权的 “英中联合舰队” ，也成了中国内部权贵角力的重要砝码。

蒲安臣很早就注意到这支舰队的动向，他向恭亲王咨询过此事，在给美国的公文中也报告过此事。蒲安臣写到： “事实是，舰队不符合中国人的需要，其中一艘是世界上最快的，所有舰船都比其他同类先进。我很奇怪清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刻拒绝协议”。最后清政府按蒲安臣的建议，拍卖船只，解散舰队，支付巨额遣散费，结束了靠外国人建立海防的梦想。清政府却为此白白消耗了67万两白银。后来，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取代李泰国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

这件事情让蒲安臣大伤脑筋，1863年11月7日在给西华德的公文中，蒲安臣说这件事情是他来中国以后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处理这些事情，蒲安臣的耐心、理智、及对全局的认知和把控，以及对中国的友好，都给清政府的总理衙门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蒲安臣当然也颇为得意，他在1867年4月10日给西华德的信里展现了“合作政策”的成果：“传教得到扩展，贸易增加了三倍，科技人员被聘请，惠顿的《国际法》被翻译和采用，军事教育被采纳，近一百人为中国机构服务”。

1867年，蒲安臣任满即将回国。在恭亲王奕为他举行的送别晚宴上，军机大臣文祥提议他代表中国出访列强。

恭亲王和文祥都是大人物。恭亲王外号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弟弟，行六，人聪明，鬼点子多，又常和洋人打交道，得了这个绰号。

文祥姓瓜尔佳，这是满族八大姓之一，辛亥革命后改为关，例如抗日名将关向应、歌唱家关牧村等，都是这一支的。文祥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有任职履历，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在外交、教育、练兵、海防、塞防等方面均有建树，尤其对同治年间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蒲安臣以为这个提议只是句玩笑话。但是第二天蒲安臣就被告知，清政府是认真的，请他展期离开。

当然，这不是他们自作主张，而是他请示朝廷同意以后的打算。恭亲王和文祥的话还是在慈禧老佛爷那里有分量的。其实，那个时候慈禧刚刚守寡六年，岁数也就是三十出头，算不上“老佛爷”。

文祥对蒲安臣说，简而言之，你将是我们的公使。恭亲王说的更形象：如果一名公使能为两个国家服务，我们将很高兴请你做我们的公使。

蒲安臣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又一次突破。不过，他还是听取了另外一位老资格的清朝官员，不过也是洋大人，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赫德这时已经是清朝廷的三品大员。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

赫德当然赞成普安臣也能够加入清朝的外交队伍。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恭亲王奕䜣对蒲安臣评价很高，在1867年11月21日，他在《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共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

恭亲王说的“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是什么意思？当年，清朝还处在闭关锁国状态，官员们都不愿意出洋。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还被他的湖南老乡送了一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对联。

1866年春天，在中国当三品大员的英国人赫德，作为当时的大龄晚婚青年，要回国结婚，特地到总理衙门请假六个月，临行前，他对恭亲王说，中国可以派出一个考察团随他到西方各国游历一番，也了解一下西方。

恭亲王很赞成，但是没想到，谁都不愿意去，大家都认为到西方去十分危险。那些本来看起来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大臣们，这会儿都打起了退堂鼓。有的说，家里有80岁老母需要赡养，有的说，家里有八个月的幼儿需要照看，还有人说家里小妾怀孕八个月了，正要临产，谁也不愿意去。最后，有一位63岁的老同志站出来，他表示愿意去。这下解了燃眉之急，于是他带了三个同文馆的学生和他的儿子一行五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出洋考察团。

出去一趟，当然收获很大。但是，这件事情的过程说明，大清子民不愿意到西方去，游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去长住国外了。所以，这个情况下派一个外国人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的

同时这也说明了清朝政府的开放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清政府聘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蒲安臣也不是义务劳动，他的薪水是每年8000英镑。这个数目不小，因为政府给这个使团的预算也就是一年两万磅。

当然不只是蒲安臣这一个大臣，清政府一下子派了三个大臣，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一个。当时，也有理论依据，总理衙门准备好的理由是：“向来西洋各国，互相遣使驻扎，不尽本国之人，但使诚信相孚，原无分乎区域。”

不管之前之后做的怎样，这一套说辞现在看起来还是很现代的。其实，就是现代中国，也做不到这样。

当然也有制约。其一是， “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遽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复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不能见效，即令辞归。”

其二是，三位大臣可以互相协作也互相制约，清政府命海关道志刚（满）和礼部郎中孙家榖（汉）“均着赏加二品顶戴，孙家榖并赏戴花翎，前往有约国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而且明确规定，“蒲大臣”有了想法要和另外两位大臣沟通。稍稍有点不同的是，蒲安臣官衔的名称里有“各国“两字，而志刚和孙家毂则没有。

经过太后首肯，同治皇帝很快批复了：“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个使团不止一个洋面孔，还有英国人（Mcleavy Brown），法国人（E. de Champs）左右协助。

1868年2月25日，在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的带领下，大清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从上海虹口码头登船出发。

其实，不应该说是蒲安臣带领，应该是三位大臣带领。但是，因为蒲安臣的气场大，实际上，是因为他懂英语，那两位大臣是聋子和哑巴，蒲安臣自然就成了主导者。

在晚清用的的洋人中，远远不止赫德、蒲安臣这样几个人，还有很多很。他们除了在外交战线上工作，有的还深度的参与到中国的当时的改革开放中来。

其中一个马格里，是个随军医生，他是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行动中来到中国的，因为喜欢中国，留了下来，还参加了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他虽然汉语水平不高，但是也能进行一般的交流。这为他接触晚清官场和士绅提供了条件。

马格里后来认识了李鸿章，并且得到了他的赏识，实际上成为李鸿章的私人助手。李鸿章发现，洋人兵器非常精良，他想把自己带过来的淮军发展壮大，就开始购买西方的武器弹药，但是要花很多钱。马格里就出主意说，自己建兵工厂生产枪炮弹药更合算。

李鸿章听取了这个建议，让马格里在上海的松江建起了一个车间，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自己生产现代化的枪炮弹药，这是一个很大的改革，而这只有洋人才能提这个建议。

李鸿章后来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他前往南京的时候，让马格里把兵工厂也搬到了南京，改名为金陵机器制造局。马格里聪明，技术上有一套，这里生产出的新式枪炮，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有的甚至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成为当时中国四大兵工厂之一。

为了表彰马格里的贡献，也为了笼络他，李鸿章做了一件事，他给马格里找了一个美女做侧室，这个姑娘是太平天国一个叛将的女儿。把爹杀了，把女儿许配给洋人，这买卖，李鸿章做绝了。

这俩人生下了一个孩子中文名字叫马继业，后来也做中英之间的交流，只不过负面作用多。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仗着有中国血统，也会说点中文，他和新疆南部的中国官员广泛交往，处处按照中国官场的礼节行事，用筷子吃饭，用燕窝请客，打千作揖，对着出殡的队伍跪拜；他懂得衙门幕僚对官员的影响，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当地中国官员接受了他。1898年，马继业提出新疆阿克塞钦地区边界方案，将大片中国领土划入英属印度，这条线由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被称为“马继业-窦纳乐线”。此线埋下了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祸根。

回过头来说马格里。

这个马格里，在中国的外交上也有重要地位，虽然他犯了很多错误。他后来担任了中国首任驻英国公使郭松焘的英文秘书。此后的三十年里，他一直在伦敦的中国公使馆里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一个英国人，在中国驻英国使馆里耀武扬威，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加入了中国籍。

在外交事务上用外国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似乎不那么稀奇。前几年，我在美国看到日本出钱做的智库和韩国人出钱做的智库，都是用的美国人，这些美国人在美国曾经做过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能够有话语权。但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就有这样的做法，除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丧权辱国”以外，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某种程度的改革开放呢？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照程序走了。蒲安臣向国务卿西华德辞掉美国驻华大使职务。“为了我（美）国家的利益和文明，我因此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职务。”过了几天，蒲安臣发电报给西华德：“中国皇帝派我为公使出使条约国。接受。马上出发旧金山。” 

蒲安臣的这个决定惊讶了无数人。很多国家德驻华使节奇怪，为什么会挑了一个美国人？而众多的美国人则认为他背叛了美国。关于这一点，蒲安臣还给西华德写信进一步解释：

“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在这一变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

 使团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到横滨换乘“中国”号，经过30多天的航行，在愚人节这一天抵达旧金山。此时还没有今天著名的金门大桥，

蒲安臣和志刚、孙家榖率领随员及同文馆的学生30多人来到美国。就在使团离开中国之际，蒲安臣看到报纸上指责自己对美国的不忠诚。一路上他惴惴不安，怀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中国的信任而出卖了自己。当船靠岸到旧金山，他看到岸上人头攒动，还想是不是他激起了敌意，以至于人们来找他算帐。他尽量冷静地问他见到的第一个人，那些人为什么聚在一起？此人显然不认识蒲安臣，回答说：“为什么，整个城市都在欢迎中国使者！”蒲安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纽约时报23日报道中国使团到达旧金山，并着重指出蒲安臣代表中国而非他个人来寻求两国友谊。

两天后，加州州长举行盛大的欢迎晚宴。州长致辞中有一句颇有意思：“我们的客人，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代表最古老的政府。”

在美国很有成就，他们除了参观游览吃西餐，还做成了一件大事，经蒲安臣连日往美国国务院商议，拟成《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被称作“蒲安臣条约”。

  该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为：

中国保留领海权；自行管理内地贸易；向美国派驻领事；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允许中美移民、商贸，双方民众在对方国内信仰自由、自由迁徙；可互派留学生和设学堂；不得干预中国内政。

满清政府和洋人签订的条约基本上都是吃亏的，这份条约却还可以。

至此，美国之行的主要任务完成，使团返回纽约，准备前往英国。由于英国君主前往瑞士养病，见不到国王，蒲安臣也很久没有回家了，他的身体也严重透支，所以他决定先回家看看亲人。

英国之行很不顺利。由于英国当时正在大选，各大政党忙于选举。加上刚刚发生了扬州教案，各大报纸大肆报道，各政党人士自然避免与使团接触。使团见不到人，只能到处参观游览。直到两个月后，使团才在温莎宫拜见了维多利亚女王。而实质的外交活动直到1869年1月1日新政府上台个把月后才开始。好不容易等到新政府上台，使团于是向新外相柯勒拉得恩（The Earl of Clarendon）交涉。因为扬州教案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H. Medhurst）采用炮舰政策，调军舰胁迫地方官，所以使团希望英国政府能够约束这种行为，将来发生交涉只准派军舰保护，不得擅调兵船与地方官争执。但英国外交部选择避而不答，只是文字上表明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这倒是洋人的一贯做法，表面上绝不是战狼，心里却有准主意。

蒲安臣带的这个使团运气不好，他们1869年1月2日来到法国巴黎。1月21日，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一行。但不久传来四川酉阳发生教案，法国教士李国死于暴乱。另外，清政府迟迟不能签署《蒲安臣条约》，让使团在欧洲的处境略显尴尬。使团在法国逗留有6个月之久没有结果，最后出发北上挪威、丹麦、荷兰各国。

运气更不好的是蒲安臣身体出了问题，疲劳使他的抵抗力下降，一个感冒就叫他卧床不起，几日后，蒲安臣因肺炎病逝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时间是1870年2月23日，年仅49岁。此后，该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和意大利，没有了蒲安臣，这个使团也就缺少了大脑。使团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国，一共出行32个月。

蒲安臣死后获得殊荣。

他访问过的各国以及美国各地都以各种形式吊唁。他的遗体运回美国，在波士顿举行葬礼，大厅悬挂大清国旗和美国国旗。恭亲王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他的好朋友马克吐温说：“美国失去一位儿子，世界失去一位仆人。”

对蒲安臣有各种评价，褒贬不一。我却认为，跳出对个人的评价，宏观上看，蒲安臣作为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先是以自己的诚意和才干获得了清政府的信任，成为代表中国的外交官，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今天考虑的。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需要借鉴点什么呢？

 

周志兴

发布于 北京